第四百零四章 两个方向

这是一个天时地利的舞台，展示一国两制的舞台。我们从小到大，从课本开始，就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至少，我接触过的教材是这样教的。但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大多数中国人，有过真正直观的对比感受吗？说实话，没有。就像我那天在直播里对全国说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最大的经济圈，控制着五分之三个地球的资源，去供养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相对优渥的生活。那些被掠夺的国家，被剥削的人，他们在哪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直观的了解，哪怕是我，也不过是从数据上得出的结论。数字是冰冷的，它比人自己的眼睛更不会骗人。但真正明白这一点并且指导自身生活的人，目前，是少数。我们大多数人能够看到的，是近在咫尺的国家，是舆论力量足够大的国家，它们，几乎都是生活条件比中国好的地方。”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阴谋，是冷战。没错，往大了说，这就是一场战争里的一种战术。我们中国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能够从根本上完美应对吗？毫无疑问，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毕文谦又偏头看了看刘甘美，“办法，是有的。我很早就拿围棋的思想来类比过冷战。其实，当我们围不出比对手更多的目数时，我们可以下无目围棋……好吧，也许围棋里的说法不太好理解，那我换个说法：当我们考不了六十分及格时，我们只要考全班第一就可以了。”

    “没错，从竞争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可以是，也本来就是一个，碧蓝的世界。”

    说着，毕文谦朝刘甘美认真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倾身重拾玻璃杯，缓缓喝了一会儿水。

    “毫无疑问，正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将要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是一个绝佳的、近在咫尺的舞台，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面目，可以彻底地在中国人眼皮子底下展现。特别是在回归之后，西方国家不可能在一个已经属于中国的城市长期持续大规模地投入经济力量搞面子工程。这一座被长时间殖民统治的城市，被阉割掉了精气神的城市，将会直白地展示资·本主义的残暴性。地球太大，普通的中国人也许看不到欧美经济圈最底层的黑暗与肮脏，但香港的体量和位置刚刚好，顶层的奢华，底层的悲惨，都可以明明白白地展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眼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甚至，作为法理上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完全可以用冰冷的统计数字，告诉人们，顶层，有多少人，底层，又有多少人。”

    “有对比，才会有伤害，有伤害，才会知道疼，知道疼，才最有教育意义。”

    “所以，在对待香港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在这个城市里，完全遵守资·本主义制度的天性，一方面控制住它从外界吸血的规模，一方面纵容，甚至主动促使它的社会加速演化。现在已经不是世界大战的时代了，我们不可能用大规模热战的方式教育人们，那么，用香港这样一座城市的兴衰来教育全中国的人，简直是一本万利。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现在，我也可以说，一市哭何如一国哭？”

    坚定而自信的话音震慑着身边的刘甘美，电话那头的王京云和刘三剑也久久无声。毕文谦喝了一大口水，回忆着上辈子所知的当一国两制渐渐成为“一国两智”时某些家伙的尿性。

    良久，电话里响起了刘三剑微微的声音：“经理……经理，你竟然是这样……看待一国两制的？”

    “所以我说了，一国两制是比收回香港本身更伟大的构想。”毕文谦浮现着穿越者的微笑，“用‘一国两智’的现实来教育人民，是一个方向，是简单的，也是稳妥的方向。”

    “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向了？”

    电话里，是王京云略急促的追问。

    “当然了。就像解数学题的时候，同一道题目可以有不同的解法，人们总是喜欢简单而稳妥的办法一样，我自然会首先说最容易走的方向。不过，在刘三剑和我提过六七暴动之后，在刘姐姐强调了十多年前以来我们在香港的群众基础之后，我并不认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只有一个方向。”

    刘甘美忽然出声问道：“还有另一个方向吗？”

    “是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两个方向。”毕文谦惬意地笑道——是啊，作为一个穿越者，总是重复过去的故事，那岂不是耻辱？“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无论选择什么方向，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一定要明确而统一。”

    身在京城的王京云抓着自己耳中的重点：“南辕北辙？”

    “是啊！当考卷太难，难以及格的时候，我们可以只追求考第一名，也可以撕了试卷，另考一科。”

    俏皮话之后，毕文谦敛容继续说了下去：“我说过，可以用围棋的思想去辩证地思考全球格局。而今，除了自己的美洲后花园，美国在世界范围里，扶持着社会主义国家周边的许多国家，作为门面，维持着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光鲜外衣。这是一手不错的棋，但我们真的必须在对手构思的框架里应对吗？这在战略上未免太示弱了一些吧？诚然，现在的中国还很穷，但相比之下，我们比三十年前和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打成平手的中国，是更强了，还是变弱了？在物质上？在精神上？这个问题，值得扪心自问一下。”

    “如果是变弱了，那就一市哭何如一国哭吧！那样很稳妥，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是更强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在乎什么时间点正式收回香港，只需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把香港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的试验场，让香港人，占大多数的香港人，渐渐站起来，去走他们的路。作为中国政府，不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刻意去做什么，无论是行政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保剑集团、剑华公司，在香港，走地地道道的群众路线，通过各种手段，清除英国殖民统治的精神遗毒，重塑香港人民的三观，移风易俗，利用天然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基础，走比内地更大的步子，为中国未来的改革的方向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做探路灯——《联合声明》上我们承诺的五十年不变，是我们不从行政手段的层面去主动改变，并没有说在面对香港人民自主选择新的社会体制的时候，有阻止的义务。”

    “说句玩笑话，而今世界上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又有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将来出现有香港特色的什么主义，也不是什么咄咄怪事。”

    无论这个笑话好不好笑，反正毕文谦自己是干笑了一声。旋即，他变得郑重，口吻沉沉。

    “这么做，比纵容资·本主义制度露出吃人的嘴脸要困难得多，风险也大得多，既可能做出划时代的成绩，也更可能让直接参与其中的人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无论是成是败，对于探索中的中国来说，都会是一种经验教训。如果真选择这么做了，那么，有总后背景色彩的保剑集团，即使仍然保持在香港的业务，但在处理香港社会问题的时候，必然要尽量淡化；而相对民间色彩更浓一些的剑华公司，或者说，将要成立的剑华公司需要打造如此的社会形象，并且在结合，甚至引导香港人民探索社会体制道路的过程中，需要以文艺界的影响作为起手，在整个社会实验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终于，毕文谦把杯子里剩下的水一口气喝干。

    “两个不同的方向，选哪一个，就不是我能够和应该参与的事情了。我只强调一句——这两个方向，你们可以一个也不选，但如果要选，就只能选一个，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无论将来面对着什么，遭遇了什么，都不能瞻前顾后，首鼠两端。”

    “我要说的，说完了。你们如果要再彼此说点儿什么，可以慢慢说，刘姐姐，你另外给我安排一个房间，我先去休息了。另外，今天这些话的录音给黎华听了之后，叫她打个电话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