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提高,不能倒退。换句话说,这是在渐渐提高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知识水平的下限。家教资源相对缺乏的学生,家庭条件往往也不太好,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学校里的老师,以及统一发放的教材。国家没有资源给予他们起跑线上的公平,只能从性价比最高的办法进行改善——没错,教材。”
“但是,正如我对夏林提过的: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他的水平刚好是100分,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分。随着教材和考纲的难度不断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宏观上必然会下降,这个时候,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科目中的水平高低就会显露出来。而科技不断发展到现代,顶尖水平的通才越来越难以出现,前沿学科的不断细化将是必然。所以,能够有通才,固然最好,但那是不可强求的。对于专才的选拔和培养,同样值得重视。很显然,这就是升学考试的改革范畴了。”
毕文谦朝黎华点点头,喝了一小口水。可惜,她早已在低头记小本本了,并没有留意到他的神态。
“教改的第三件事,是升学考试的改革。虽然从读小学到参加工作,一个人将经历的升学考试往往不止一次,但除了高考之外,其他几次升学考试的管理往往是下放到了地方,国家目前也没有能力面面俱到,不然就可能是一抓就死的局面。所以,现在能进行改革的升学考试,只有高考。那么,怎么通过高考的改革来加强对于专才的选拔呢?可以这么做——每一个科目的卷子,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更难的考题。这些考题作为附加题,每一题的难度都比前一题更难,附加题的总分数和基础题等额。考试总时间不变。附加题的分数不计入高考总成绩,每个单科的总分,全国排序,但每个有相关专业的大学都要给出一定的招生名额,依照单科分数顺序,等额提档,依分数顺序,由考生依次自由选择学校。出现同分选同校而名额不足的情况,就由该学校的负责人决定。87年的数据,我不知道,但更早几年的数据,你给的那些书和资料里,我看到过。从81年开始,一直在增长,每年的录取人数从28万到62万。以这个数据为基础,每一年通过附加题招生的名额总数,全国控制在几千上下就可以了。每个和科目有涉及的大学,每一科留1个名额,大致也就是这个数目。”
“很显然,这样的政策如果要施行,必须要保证一点:考题足够难。选拔性考试的考题,是为了拉开考生的水平档次差距,最理想的结果,应该是从0分到满分,人数的分布很平均。既没有0分,也没有满分。像你之前告诉我的,87年高考,全国总分满分尽然不止一个,这对于选拔性考试的命题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失败。哪怕是一门科目全国大多数人都不及格,也比满分不止一个要好——如果一张卷子不能检验出考生的水平上限,这将是对高水平考生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本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因为命题人对全国考生的水平上限估计不足,或者命题水平不足,导致某一年里加上附加题仍然出现许多满分考生,或者名列前茅的考生中同一分数线上的人多于名额,那就在招生之前让那些考生再进行一次足够难的考试分出高下。”
说到这儿,毕文谦抿了一下嘴,稍微叹了一口气。
“教育改革,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但现在能够做的,并不太多。这个能够,不是针对你我,而是国内任何一个人。毕竟,普通的学生和家长,对于考试改革的敏感度,总是高于教学改革的。我提的这三点,看上去改动不小,但从群体层面来说,对大多数人是相对公平的。即使有一部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受损,那也是可能受损,而不是必然损失。所以,成规模有组织的反对,不容易出现。”
“话是如此说,虽然从推行的角度来说,教学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面比考试改革要小,但也正因如此,对于教学改革,我们需要更加慎重。所以,接下来我谈到的教学改革,只能先在部分地区尝试,最好,就限制在京城。”
突然,黎华抬头举起了钢笔:“等等,文谦。”
“嗯?”
“改革试点的话……京城不是牵连更多吗?”
“说得没错。”毕文谦呵呵地笑,“可是,除了京城和申城这样的大城市,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教育资源,能够保证基本的义务教育任务就不错了,哪儿有尝试教学改革的余力?即使强行去尝试,取得明显成果,哪怕是初步的成果,又得有多长的时间呢?”
“可是……”
看着黎华握笔的手指,毕文谦眨眨眼睛:“何况,我觉得,我将要告诉你的方案,或许……会比较对那些说得上话的京城家长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