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九章 新的架构（五）（5K更新~）

而那些醉心于议会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有什么有力的手段去阻止这一切？都不说动用军队暴力了，单单是马克·吐温那篇讽刺经典《竞选州长》就讲出了好多用钱就能办到的套路。换句话说，社·会民主主义想要成功，必要的是资产阶级永远都主动遵守它们规定的纸面上的游戏规则，这和与虎谋皮有什么区别？”

    “所以，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懂什么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把社会制度的进化当成是过家家那么温良恭俭让，自甘鱼肉而已。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属于精致小国的美丽的肥皂泡。”

    嘲讽之后，毕文谦呵呵两声，喝了口水，继续道。

    “接下来，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文化圈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大方向思路的三层不同体现。虽然国家社·会主义目前的主流定义起源于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但我这里说的，是更接近于列·宁在1917年首提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广义化以及之后大胡子建设苏联的道路；而民·族社会主义目前的主流定义被冠在了小胡子头上，但事实上Nazismus主义并非单纯的民·族社会主义，而是民·族社会主义向封建社·会主义妥协之后的畸形产物，这一切标志性的转折点，就是所谓的‘长刀之夜’；而文化圈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的开始尝试。”

    “在德语中，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是同一个词语，一方面这很容易在翻译中被人混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两者之间具有相似之处。其实，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还是文化圈社·会主义，都有意无意地默认了一个事实：从资·本主义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变革，并不能一蹴而就。全球范围的人类社会太大，无论是19世纪的科技水平，还是20世纪的科技水平，都做不到建立一个全球政权，更做不到让一个全球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良性发展。所以，不得不遵从客观规律，量力而行：首先，划定一个不大不小的范围，来作为自己的基本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向社会主义时代。划得太大，会消化不良出现内乱；划得太小，会力量不足，难以和外部成熟的金融资产阶级抗衡；同时，也不能划得太散，那会缺乏凝聚力导致难于组织。而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来说，想要满足这样的条件的划分办法，就是国家、民族、文化圈这三个层面。”

    “就像我之前说的，国家、民族、文化圈，这三个概念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几乎是一体的。但对于世界上其他多数地区来说，却不是那样，就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而言，有可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文化圈本就不多，除了我们，就只有欧洲的古罗马文化圈最显眼。社会主义思潮的诞生于欧洲，由于天然同属一个文化圈，他们的各种流派在实践过程中，即使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出重复古罗马的荣光，却都不可能直接把整个文化圈作为自己基本盘的划分手段，因为经历了千年分封封建制度的欧洲，实在是太破碎了。”

    “结合历史，我们可以试问，为什么二战里德国会失败？除了历史遗留因素，地缘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时期的荣光，国内的容克贵族势力尾大不掉，即使经受了一战的失败，战争的负担也转嫁到了平民头上而没有对容克集团伤筋动骨。当民·族社会主义不得不向封建社·会主义妥协时，就注定了他们的基本盘被局限在了一个不到一亿人的狭小范围，并且随时随地有内部腐朽的贵族阶级对社会资源造成无益的损耗——这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身边那个土地是自己几十倍，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口过亿，内部消灭了腐朽阶级，基本盘没有局限在单一民族范围，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

    “所以，这三种有着相似之处的流派，本质上都是先划定自己的基本盘，然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张，以最终统一整个人类文明和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相辅相成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的社会群体，无论先进还是落后，都是竞争对手。其中，民·族社会主义是相对最狭隘的，因为绝大多数民族的划分往往和血统挂钩，这就注定了自身基本盘的扩大效率有限，并且会格外挑起对外的敌意，很容易酿成失道寡助的恶果——苏德战争初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先是自发投靠德国，却又很快转回苏联阵营的历史，就是例子。而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盘则比较宽广，不仅比民·族社会主义较为先进，苏联能够以绝对劣势对抗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国几十年，并且有来有回，就说明至少目前的科技水平，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在大体上是有可能的。至于，文化圈社·会主义，世界上有资格尝试的，大概就只有我们中国了，嗯，兴许中东也可以勉强勉强。别人不必去说，我们，虽然有资格尝试，却不代表我们有必要去尝试。毕竟，所谓文化圈，自然有一定的文化传统特征，以文化圈作为基本盘的划分标准，很容易形成文化特征的版刻甚至僵化，这样的倾向会随着内部既得利益者的增多而推动。”

    “无论如何，这三种层次的道路本质是相似的，现在已经有苏联走在前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弯道超车……何况，我们可没有苏联那样丰富到可以浪费的自然资源。”

    残念地摇摇头，毕文谦看着黎华，稍微顿了一会儿。

    “……至于国际社·会主义，现实中最接近的流派大约就是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派别了。他们强调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持续革·命，以此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范围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说大胡子推行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路对于成熟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规模估计得过于天真，那么国际社·会主义的思路则压根儿就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将要淘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以现实中的欧美经济圈为例，人家控制着地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圈的资源，用来供给不到10亿人口的国家里一部分人的优渥生活。切·格瓦拉有句话说得好：‘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人家资产阶级又不傻，当世界上已经有地区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当他们感受到生存危险之后，必然会向自己基本盘地区的无产阶级进行部分妥协和收买。在你以无可辩驳的实力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前，在人家的核心地区里你怎么成功发动革·命？而在非核心的受剥削地区，这本来就是双方争衡拉锯的领域，你不首先打牢自己的物质基础，发动革·命的社会资源来源在哪里？哪怕资本家会出售绞死自己的绞索，前提也是你出得起价钱。”

    “简而言之，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天真的表现是与虎谋皮时自甘鱼肉，那么国际社·会主义天真的表现则是强行认为对手是一根筋的弱智。”

    毕文谦强忍住了什么中二病、龙傲天之类的词汇，闷头把杯子里的水喝净，起身又续了一杯。

    再度坐下时，他没有继续说话，耐心地看着黎华。

    渐渐地，黎华停了笔，前后看了两遍自己速记的笔记，然后抬头和毕文谦对视着。

    突然，她豪情地笑了起来。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吧，师父？”